前言
2023年10月下旬，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前董事长施仑普造访北京奔驰。这是施仑普作为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为推动奔驰与北汽合作、推动北京奔驰轿车项目，于2003年9月8日次访问北京、奔驰公司与北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整整20年后，再次访问北京，并亲自看到了自己当年决策的成果。
今日的北京奔驰令世人瞩目。2023年前三季度，北京奔驰累计交付46.3万辆，同比增长3.3%。营收方面，2023年上半年，北京奔驰营收达908.17亿元，同比增长11.47%，创近5年同期新高；与此同时，北京奔驰占北京汽车营收的91.69%，并贡献了226.15亿元的毛利。北京奔驰项目不但为北京汽车的发展出了大力，其产销也已占到奔驰全球销量的近1/3。相信施仑普看到北京奔驰如今的发展规模，一定非常高兴。
施仑普此次造访，让我回忆起当初与奔驰的伙伴们一起申办北京奔驰轿车项目的岁月，回忆起施仑普参与和支持北京奔驰项目的往事。
2023年10月施仑普访问北京奔驰公司
（照片中左一为北京奔驰CFO Thorsten Dirk Schrenk，唐思顿；左二为北京奔驰执行副总裁张正业；左三为Dr. Klaus Mangold，克劳斯·曼戈尔德；右三为Dr. Jürgen Schrempp，施仑普；右二为北京奔驰CEO Yoerg Bartels，柏睿凯；右一为TSS副总裁Dr. Andreas.Schenkel，申安德。）
一 施仑普其人
施仑普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股份公司的前身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我参与了当时北京奔驰项目谈判的全过程，所以对合作伙伴、当时戴克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施仑普有一些了解。
作为前戴克集团董事长，施仑普曾几次访华推进与北京方面合作，期间决策退出三菱、退出现代、支持北京奔驰项目，并在柏林签署与北汽的合作协议，北京奔驰公司正式获批不久后结束职业生涯。应该说，北京奔驰项目能搞起来，施仑普先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于尔根·施仑普出生于1944年9月，与我是同龄人。他从奔驰经销商学徒机械师做起，直到1995年成为戴姆勒-奔驰的首席执行官。
戴姆勒-奔驰是一家庞大的公司，不仅拥有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制造业务，它曾经的杰出领域之一是航空航天技术。施仑普曾成功重塑了一度十分困难的德意志航空航天，提高了自己的声誉。掌舵戴姆勒-奔驰后，他对集团做了大幅度的分拆整合，致力于回归核心业务汽车制造。施仑普一直强调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传统之一：技术卓越，要靠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提高公司的声誉，并使昂贵的梅赛德斯汽车对消费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尤为的是，1998年，施仑普说服了股东们，批准戴姆勒-奔驰公司以383.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完成了世界工业史上更大的兼并案，新公司改名为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戴克”)。
施仑普没有止步于此，他立志建立一个全球汽车帝国——世界股份公司（Welt AG）。2000年，他拍板决定戴克购买三菱34%的股份。同年，戴克又收购了现代汽车10.5%的股票，进一步扩展了其在亚洲的版图。在施仑普的领导下，戴克一时间风头无两。可惜，这几个收购案都不算成功。
施仑普一直力主和中国，特别是和北汽合作，力主发展在华业务，力主成立50：50的合资企业。中国项目能搞起来，施仑普先生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施仑普也是北京市的老朋友，曾任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顾问。
二 北汽确定与戴克合作
谈判加速进行
2002年，北京市确定了北汽（包括下属的北汽福田）与德国戴克公司合作生产轿车和商用车的方向。此后，北京市领导率领的代表团和北汽控股公司的谈判团几次访问奔驰公司，介绍北汽的现状和合作的意愿，介绍我们建议的合作方案，坦率地交流意见，达成了合作共识，双方开始共同搭建全面合作框架。
此时，北汽对外谈判的主战场还是与韩国现代进行谈判成立北京现代汽车合资公司，现代公司对我们与戴克谈判合作表示了反对意见。事实上，北汽与戴克的合作谈判，是在与现代公司谈判两条互相直接关联的战线上进行着。
当时，北京吉普经营已经相当困难，每年亏损上亿元，既是北京汽车的难题，也是戴克公司头疼的事情。
戴克公司在华经营多年，那时惟一的合资公司是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的亚星奔驰，但经营状况不佳。北京吉普虽然原来不是由奔驰公司领导经营，但戴姆勒和克莱斯勒合并以后，北京吉普就是戴克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其严重的亏损众所周知。发改委对这两个合资项目的现状不太满意，希望戴克公司能采取相关措施予以解决。根据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如果现存的两家合资企业问题解决不了，戴克公司在中国的新项目不可能获得批准，这也是当时发改委的明确立场。这种情况下，戴克再想向发改委申请新的轿车合资企业，怎么张得开口？事实上也绝无可能。
在中外双方设法彻底解决北京吉普难题的过程中，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提出利用北京当时的合作伙伴戴克的有利条件，利用北京吉普搬迁的机会，通过重组北京吉普上奔驰轿车的解决方案。这样既可解决北京吉普长期亏损的历史难题，又可避开重新申请上新轿车项目极为复杂的审批程序，为双方合作、为北京汽车未来寻求一条新出路。
这一方案是我们基于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全面了解、对北京吉普公司存在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切身体会、基于对改变北京汽车面貌的坚定决心，以及对为改变北京吉普公司面貌解放思想所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反复研究、比较、推演，经过精心调研、精心准备后提出的。对于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设想，外方不得不服气。
事情都有两面性。虽然经营不好，但北京吉普还是一家经过批准的合资企业，还有很多有经验的人才。如果在这样一家现有的企业基础之上进行调整，比重新批准一家新企业显然更容易，也更合理。毕竟新批一家轿车企业的难度，比批准原有乘用车企业重组要难得多。
我们分析，如果北京吉普的产品从克莱斯勒公司的产品变更为奔驰轿车，应该属于戴克公司内部产品的调整。对此，只需批新项目，不用批准设立新企业。另外，通过重组北京吉普、上奔驰轿车，既把轿车搞起来了，又把北京吉普的老大难问题也解决了，不是一举两得吗？特别是北京吉普正面临从北京三环路边搬迁，也会对搬迁调整给予一些补偿性政策优惠，企业产品的调整和企业位置搬迁调整结合在一块，机会难得。
我们提出了这一新颖的方案，似乎让戴克方面也看到了项目的新曙光。中方还书面提交了关于“在北京的优势”和“与DC（戴克）合作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考虑”等报告，澄清了一些外方不了解的问题，上奔驰轿车项目有了希望。
2002年6月6日，我们举行了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获批延长合资合同30年并增加资本金的庆祝仪式，德方代表戴克东北亚董事长兼CEO李伯德和美方阿尔卡拉先生等都出席了该仪式，这也为后来北京吉普重组为北京奔驰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们与李伯德在两年半以前，即1999年的交流中就提出，期望并开始在北京吉普基础上大范围合作，包括轿车方面的合作。这一合作之前对很多人来讲是根本不敢想的，而现在我们却真要干起来了。
6月11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率团再次访问德国，向德方递交了北京市主要领导给戴克董事长施仑普的信，并明确陈述北京市要和戴克扩大合作的愿望和方案，表示北京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北汽控股与戴克合作生产轿车和中重型商用卡车。
200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等与德方领导在德国合影
北汽的代表和戴克的领导就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中国轿车产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商用车的发展前景、北京吉普的搬迁调整和重组的方案设想、与戴克合作生产轿车项目获批的可行性、北汽与戴克合作的方案等问题，共同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2年6月，几乎与这次访问同一时间，宝马中国项目获批，宝马集团将与华晨集团合作，在沈阳成立各占50%股权的合资企业，并计划在2003年下半年推出宝马3系产品。预计项目实施中期，宝马3系、5系的年产销量将达到3万辆。
这一事件在戴克内部激起了波澜。中国市场的诱惑、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全世界各大汽车集团相继进入中国的现状，以及戴克在中国几个项目不成功的事实，让戴克核心领导层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戴克集团领导层经过反复讨论后，在2002年10月，施仑普下定决心正式启动和北汽控股谈判。
在此基础之上，双方团队就具体合作方案进行反复讨论，并开始制定战略合作意向书，为下一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做准备。
2003年，出席轿车项目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全体成员在Donaneschingen酒店前合影
2003年7月4日，受北京市主要领导的委托，副市长陆昊带团飞赴德国,以支持项目的推进。
2003年7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带团访问德国
7月4日下午，施仑普与陆昊进行了小范围的会晤，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施仑普对陆昊来访的欢迎态度，陆昊代表北京市领导表达的中方合作的积极性和诚意，和陆昊本人所表达的奔驰对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巨大贡献的赞扬，使会见充满友好的气氛。
7月5日上午，按照计划在斯图加特的Zeplin饭店举行签字仪式。双方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合作开始进入新阶段。
2003年7月5日，双方签署北汽与戴克公司战略合作意向书
这个时候，有关双方合作的各项事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到了安排戴克公司董事长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北京市领导见面并敲定合作方案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商定9月初，借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机会，安排施仑普访华。一经确定，大家都开始紧锣密鼓做准备。
随着初步确定的施仑普访华日期9月7日越发接近，北京市主管副市长走上一线亲自指挥，并联系国务院有关人员落实希望安排的总理接见的时间和具体安排，同时邀请奔驰公司高层领导来京共同商定有关事宜，事情迅速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加快和深化了MOU（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为举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做好了准备。
三 施仑普访华成行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2003年9月7日晚9点半，以施仑普为首的戴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戴克东北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费若铭和李洁博士代表东北亚、外办主任张虹海代表北京市政府、我代表北汽到机场迎接。
机场迎接施仑普并合影
当晚10点，陆昊代表北京市政府在国际俱乐部酒店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拉开了施仑普访华的序幕。
欢迎仪式和晚宴
这时，第二天要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轿车和商用车的MOU已经准备好。
9月8日是大家都十分振奋的，也是极其忙碌的，更是值得记忆的。
早上9点，在国际俱乐部酒店，陆昊和施仑普等共进早餐，畅谈合作。上午10点到11点，施仑普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天安门附近的菖蒲河公园。
施仑普一行参观菖蒲河公园
之后，外方一行又驱车赶赴北京饭店与北京市领导见面。11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出面接见，这代表着北京市对项目的支持，代表着项目的确定和公开。
刘淇与施仑普会面
其后在北京饭店18层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经过双方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应该说项目已经确定下来了。从这起，北京汽车不仅要发展，而且正式构筑起了两大伙伴、三大板块的格局。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隆重且热烈，各级领导和中外媒体几百人出席，主席台上安排了26个人助签，他们都是对项目给予极大支持的重要人物。
德方由董事柯德斯代表签字，中方由我代表签字，场面与一年多以前举行的和韩国现代的签字仪式相仿，受到各方关注，也推动了北京汽车的发展。正式签字仪式之后，又进行了各项文件的分签。不过，由于我们是与又一大伙伴缔约，韩国现代事先不知情，尽管我们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随后引发出一段时间不短的论战。
分签
分签后握手庆祝
签字仪式结束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举行宴会欢迎施仑普，并庆祝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北京汽车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下午4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施仑普。施仑普手下的两名董事（柯德斯和顾儒伯）和“四大金刚”（分别是戴克东北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费若铭、奔驰轿车项目负责人梯尔、戴克和福田的商用车合作项目负责人沃尔伯特和戴克并购业务负责人柯浩然）都参加了会见。这也说明戴克受到很高的礼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戴克和北汽的合作项目终于板上定钉了，虽然日后又遇到了一些波折。
四 赴德出席盛会
奔驰热情欢迎
完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的第二天，我们又登上了汉莎的航班，直飞法兰克福。这次访问排满了繁忙的商务活动。
9月11日起，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就要开幕了。戴克,包括美国克莱斯勒的相关人员全部会聚在法兰克福，是一次戴克大家庭共同交流的好机会。
奔驰轿车项目组部分成员合影
奔驰轿车项目工作小组会
中外双方轿车项目组的成员利用此次机会，又一次召开了项目组工作会，共同研究在战略协议签署之后如何推动项目，争取早日获批。在此期间，我们与一直参加北京奔驰轿车项目的德方老朋友Ganser和克莱斯勒的Torock（Torock曾任戴克日本三菱公司总裁）又见面了。
与奔驰公司Ganser先生在一起
与克莱斯勒Torock先生见面
展会期间，我们还与江森公司的高管会晤，研究如何把北京市零部件的合资代表企业北京江森搞得更好，也探讨了今后更广泛的合作。后来北京江森果然不负众望，发展得越来越好。
为了推进福田和亚星奔驰的重组，借这次访问的机会我们又造访了高盛公司在法兰克福的总部，商谈重组问题。
9月12日晚，按照奔驰公司的惯例，大的汽车展期间要在展厅举办“全球经销商之夜”晚会。由于9月8日施仑普刚刚访华归来，合作协议刚刚签署，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也被邀请参加“全球经销商之夜”活动，而且专门为我们摆了一张紧靠董事会成员的桌子就座。
交流的好机会
晚会的气氛欢快而热烈。奔驰“A级之父”胡伯特和施仑普在讲话中都特别介绍了我，提到北汽控股董事长出席晚会。施仑普还表示：“今后我们在中国，有了新的伙伴。”我知道，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戴克上下对与北京汽车战略合作的赞同，是对戴克打入中国市场的喜悦，是对北汽的认可。这时，是我们和戴克关系更好的时候，谈判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家都对合作寄予厚望。
应该说，这次访问十分成功，收获很大。
我与施仑普合影
我与胡伯特碰杯
与戴克柯德斯董事在一起
单独坐下来谈事
与Ganser、王建华、朱奕程合影
北汽在家领导到机场欢迎访问归来
五 再次访华会见高层
奔驰项目加快推进
2004年，即将担任北京吉普公司新CEO的Joe从克莱斯勒派到北京，北京吉普开始了新的一段经历。
奔驰轿车项目建议书已经报上去几个月了，但还没有获批迹象。从新年伊始，我们就努力策划，争取更大进展。
春节前后，我们抓紧和发改委及相关政府官员沟通，努力推动审批。2月6日，中外双方促成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和施仑普见面，会见既友好又务实。
曾培炎会见施仑普
2004年2月15日，我们简单地在北京吉普庆祝了合资企业成立20周年。作为较早成立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走到不得不重组的地步，令人遗憾，但也别无选择。为了今后更大的发展，除了北京奔驰项目以外，我们还和安永加紧接触，努力推进控股公司的改革和整体上市的有关工作。当时，领导层对于整体上市意见并不一致。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和施仑普见面之后，我们趁热打铁，连续召开轿车项目工作组会，又和外方一起召开高管会议，通报了会见情况，以及发改委对奔驰项目落实凸轮轴生产等国产化安排、加大R&D投入和坚持自主销售等要求。双方为争取项目尽早获批不懈奋斗，轿车项目开始了新的起点。
从这起，双方关于销售的谈判、合同的谈判、涂装车间建设方案的谈判等明显加速。负责承包涂装项目的美国海登公司的老板也来到北京洽谈，奔驰轿车项目推进更快了。
北京市主要领导为争取这一项目早日获批付出了很多努力。时任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局长程连元召集会议正式协调奔驰轿车项目。协调会内容很广，涉及原北京吉普广渠路36号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SKD组装进口件和组装场地落实问题、北京奔驰新厂区项目用地八通一平问题，特别是涉及耗时较长的110KVA电站建设安排问题等。有了工业促进局的协调，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和Joe坐在一起进行可行性研究，准备合同。开始研究公司结构、经营管理委员会的构成、国产化安排和R&D的安排，还研究投资、戴克美国公司的地位、董事会和经理部门的权限、销售组织等。有Joe牵头，交流变得更加顺畅，谈判速度明显加快。
施仑普再次访问北京后不久，戴克坐镇美国克莱斯勒的蔡澈来到北京，出席北京吉普第26次董事会。当时蔡澈在美国奥本山执掌克莱斯勒，随着克莱斯勒逐步向好，加上他为人正派、实干，在戴克集团中地位越来越高，在董事会的各派力量抗衡中也越发具有实力。可以说，蔡澈是北京奔驰项目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六 项目建议书获批
可研协议签署
自2月6日施仑普来京拜见副总理曾培炎，转眼又两个月过去了，可审批文件何时下达还是没准信儿。为推进此事，我们又专门给北京市长写了报告，建议市领导出面再促此事。对此，市领导非常重视，表明了北京市搞好奔驰轿车项目的决心。4月21日，曾培炎副总理告诉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同意批准。至此，项目批准已基本没有问题。
5月3日，发改委要在柏林和德国经济部共同举办“中德高技术对话论坛”，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中国总理温家宝都要出席。按常规，两国领导人出席的论坛上要签署一系列协议，发改委认为北汽和奔驰轿车合作项目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在论坛上签署这个协议。这也使得项目建议书的批准进程明显加快。发改委的一些领导连夜加班准备和审查有关资料，以便为5月3日的签约做好准备。
时间在天过去。一方面我们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获批问题不大；另一方面，没有拿到文件，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还在努力争取尽快拿到批文。
到了4月29日中午，我们已经要启程赴德了。但到了当天下午一点多，发改委主管副主任张国宝还是未批，且当时他已离开办公室前往机场去外地出差。马上临近“五一”，加上几天后就要在柏林签协议，如果项目批不了，很多事就会很难办，我们心急如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午2点钟我们接到通知，张国宝主任在车上批了这个文，并让秘书将其带回发改委。马凯主任3点正式签发这个批文，我们4点30分拿到手。经过各种奔波，奔驰轿车项目建议书终于正式获批！
从2003年初开始与奔驰谈判，到这时过去了一年零四个月，从项目建议书上报到获批是8个月。时间虽然不算短，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项目来讲还是挺快的。
拿到项目建议书的批文，我们又一次踏上了访问德国的旅程。作为两国总理出席签署合作协议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原本北京市领导应该出席，但由于此事定得太晚，市领导申请办理出访时间太紧，所以最后没有参加，让我作为代表。
5月3日，签约仪式在德国总理府举行。发改委主管科技的副主任张小强与德国对口领导共同主持签约仪式，出席仪式的还有时任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陈斌等领导。仪式举行前，来自中德双方要签约的十几家企业代表都早早地通过安检，进入总理府，在签字大厅等候。我和助理很早就来到现场，施仑普、费若铭和李洁等也都早早到达。当时还出了一段小插曲，德方原计划由当时主管奔驰轿车的胡伯特和顾儒伯两人作为代表签字，但直到签约仪式开始，他俩也未到现场，电话也打不通，据说空中太忙，飞机无法降落，最后只好改由施仑普和费若铭两人签字。
两国总理助签协议
签好字与施仑普手握在一起
签约时两国总理站在我们身后，几位主管部长们都排在后面，可谓阵容强大，摄影记者们拍下了这一刻。有两国总理作证，北京奔驰的项目又往前进了一步。
与施仑普、Joe和周博士合影
签约仪式后，在戴克公关部经理带领下，我们来到二楼宴会厅，发现几百名中外客人都在那儿等候两国总理的接见。最让人吃惊的是胡伯特和顾儒伯也在那儿。他们表示，一直在此处等着参加签字仪式，总理府的人不让开手机，所以没有联系上我们。当胡伯特听说签字仪式已经完成，感到十分遗憾，相当于他们专程从斯图加特飞到这儿结果白跑一趟。没想到，关键时刻还会出这种问题，实在让人意外。
之后，我又陪同陈斌前往斯图加特进行访问，与戴克领导交流，并参观了辛德芬根（Sindelfingen）工厂。陈斌做事认真，也很稳重，原则性强，他对北京的项目既严厉又支持。这次访问奔驰以后，他也指出了戴克方面的很多不足，为下一步批准奔驰轿车项目可研打下了基础。
七 戴克战略继续调整
与现代分道扬镳
然而好事多磨，2003年9月8日戴克和北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后，韩国现代认为此前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一合作协议违反了北汽对现代的排他性承诺。
当时戴克和现代是伙伴关系（戴克是现代的股东），北京和现代合作也正处于高潮，现代表示，戴克事先并未将此事告知自己。为此，时任现代社长金东晋亲自给戴克顾儒伯写信。但戴克认为，事先已与现代说过，而且关于此事媒体之前已有大量报道，并不是秘密，现代不可能不知情。
一段时期内，与韩国现代合作的“排他性”问题成了讨论焦点。事实上，我们并不担心，因为签署的每一个协议都经过仔细斟酌，是合乎法律的，事后经过多方论证也是如此。
从9月下旬起，韩国现代开始发起对北汽与戴克合作的批评，并送来抗议信件。此时，北京市也要求我们提交正式的分析解释报告。10月9日现代朴社长亲率10人代表团来和我们谈判，10月14日又率14人代表团来到北汽。一方面这时北汽控股和韩国现代一起庆祝北京现代成立一周年；一方面因为北汽和戴克合作，双方又有点剑拔弩张。
为了此事，柯德斯和顾儒伯两人来京会见陆昊副市长，介绍了戴克和现代交涉的有关情况，并坚信此事不存在任何问题。与此同时，现代方面又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及此事。双方的争论越发激烈，一时不好收场。
由于涉及奔驰轿车项目审批的法律问题，发改委、商务部和北京市各领导对此事也十分关心，北京市法制办和一大批律师都介入其中，经过几个月的讨论终于基本了结，这也成为奔驰轿车项目进行中的一个插曲。
奔驰轿车项目在这些纵横交错发生的事件中推进，可见难度之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对项目审批造成影响。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与戴克的谈判，双方的项目工作组不停地开会，问题在一个个解决，双方合作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在一定程度上，戴克和现代双方这次争论都是为各自企业的利益着想，都是为了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涉及戴克控股现代的可能性。当时，戴克拥有现代10%的股份，仅次于郑梦九的股份。如果戴克今后扩资成功，就有可能威胁到郑梦九家族对现代的控制权。如果借着解决双方争端的机会和戴克分手，对现代来说更为安心。
虽然戴克和现代结盟，并且现代、三菱和克莱斯勒三家联合开发了“世界发动机”，戴克和现代还在谈中重型卡车的合资协议，但三方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加上那时克莱斯勒在蔡澈领导下形势明显好转，施仑普的战略扩张计划开始收缩。2004年4月23日，戴克召开的董事会作出减持三菱股份的决定，戴克内部有人提出借现代股价上涨之际退出现代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开始加速进行戴克退出现代的谈判。
本来两家外国公司的合作和分手，是他们双方的事，但由于都在和中方合作，所以征求一下中方的意见也很自然。然而，随着德韩双方谈判的深入并初步有了结果的时候，施仑普和郑梦九都提出要北汽参与进来，三方共同签署一份北汽和戴克合资合同的同意函后，再办理戴克退出现代的事宜。这个要求很奇怪，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德韩双方对现代和北汽的争端十分重视，对中方的态度十分在意。
戴克和现代起草了书面协议，明确写道：各方同意戴克和北汽在轿车、卡车、旅居车和其他车型生产、销售的合作和合资，并撤回基于现有合资关系的权力和主张，并要求我签字。
记得我那时已于4月30日到达雅典，准备参加一个活动，当晚关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国际长途电话一个接一个。戴克的代表通过电话向我转达了戴克董事会包括施仑普董事长希望我支持办好此事的意见。我表示，自己是北汽控股的领导，对于戴克退出现代的决策没有发言权，作为中方合作伙伴，只能提请戴克慎重考虑。如果戴克下决心退出，可以直接办理，为什么非要找北汽签字呢？戴克认为，虽然他们和现代的事与北汽没有直接关系，但北汽在协议上签字，一方面可以向外界表明戴克和北汽合作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不会给现代或任何人今后再找麻烦留下口实。总而言之，戴克坚持要我签字表示支持。
现代方面更积极，其驻京代表连续给我打电话，转达郑梦九和金东晋社长的希望，总之就是希望我在文件上尽快签字。我也明确表态，即使我代表北汽签字，也不说明北汽和戴克签的协议有问题。现代方面同意这种观点。
时值“五一”假期，我还出差在外，三方没法坐在一起签字，但戴克和现代很着急。戴克表示，早签完早踏实，后面还有很多转股的运作需要时间，而且正是现代股价高的时候，他们希望能抓住这个时机卖更好的价钱。虽然三方不能坐在一起签，但可以用特殊的办法签署，以后再补签正规的。他们分别把英文、韩文和中文的内容，加上郑梦九和金东晋的签字页及施仑普的签字页传真发给我，并且还把北汽投资公司领导签字的文稿也一并发给我。就这样，经过反复协商，对文件本身做了认真研究，并口头请示北京市领导后，用极特殊的方式签署了此文件。
5月11日，郑梦九来到北京，把最后签署好的协议交给刘淇，向北京市表明：现代关于排他性的主张正式收回。由此，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排他性的讨论正式结束。
文件签署后，戴克加速了退出现代的谈判。2004年8月16日，戴克以7.4亿欧元的价格售出了占现代10.5%的股份。自此，戴克彻底从现代退出，现代关于排他性的异议也完全收回。戴克和现代分别成为北汽控股的伙伴。总体上看，戴克退出现代，对现代的发展是有利的。
八 合同谈判加速
签字仪式在布莱梅举行
处理完这些大事以后，接下来我们全力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继续向前推进北京奔驰轿车项目。2004年10月28日，发改委正式批准了奔驰轿车项目的可研。2004年11月12日晚11点，终于结束了全部的合同谈判。
奔驰轿车项目的大事件往往和领导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11月26日，副总理曾培炎一行要访问德国布莱梅和奔驰，这又是一个推进项目的好机会。我们迅速加快相关工作，确定了曾副总理访问期间签约的目标。双方谈判结束以后，我们向商务部提交了北京奔驰公司的合资合同送审稿，后来又对商务部的审查意见做了回复汇报。
布莱梅是德国知名的港口城市，也是奔驰轿车的生产基地之一。11月25日晚10点半，我们赶到布莱梅，准备迎接曾副总理的访问和参加第二天的签约活动。
从合作意向书签字，到战略合作协议签字，再到柏林的可研基础协议签字，加上这次就是奔驰轿车项目的第四次签字了。对此德国人搞不明白，为什么又要签字？！实际上，每次签字都在把项目向前推进。这次签字仪式，有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出席，也有发改委的负责领导到场，还有戴克更高层的出席，十分隆重，也十分重要。北京市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当时的工促局副局长樊健、发改委副主任张燕友等都前往参加。
曾培炎副总理在会议现场参观
签字仪式之前，曾培炎副总理和施仑普亲切会晤并对双方合作成功表示祝贺，会场洋溢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签字仪式虽然简单，但气氛很好。我代表北汽控股公司，顾儒伯、万凯腾（Weingartein，戴克公司副总裁、奔驰轿车集团生产主管）代表戴克公司在合同文本上签字。悬挂于会场并同时写在奔驰轿车上的“迈向中国”的醒目口号都表明，北汽控股和戴克在轿车项目上的合作终于板上定钉了！
迈向中国
北京奔驰合资合作合同签约现场
紧接着，我们开始积极筹备，计划在12月初举行北京奔驰公司新厂奠基仪式，一个新的合资企业将正式在北京设立。
九 北京奔驰获批
施仑普结束职业生涯
北汽与戴克谈判合作的四年多时间里，戴克方面进行了诸多人事调整，也发生了类似退出三菱、退出现代等各种事件。
2004年12月6日，在北京亦庄北京奔驰公司新厂址举行了新工厂奠基仪式，北京奔驰将开始动工建设。
2005年6月13日，商务部正式发出针对“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这表明，北汽与戴克关于增资生产奔驰轿车的新的合资合同正式得到批准。
就在北京奔驰公司正式获批后，2005年8月8日取得新公司营业执照之前，戴克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变动。据德国媒体报道，2005年7月28日下午，施仑普辞职，由蔡澈接任董事长，并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就任。戴克集团更换董事长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在施仑普的执掌下，戴姆勒集团收购了美国克莱斯勒，完成了世界工业史上更大的兼并案。但收购并不等于成功，大并不等于强。施仑普低估了两大公司的文化差异和管理难度，并购后争议不断，矛盾重重。由于多方面原因，奔驰作为世界豪华品牌的地位受到宝马的强烈挑战。事实上，奔驰进入中国与北汽合作，与宝马在中国的合资项目先行一步获批也有直接关系。
某种程度上，施仑普的失败也有必然。当时，通用汽车、宝马、福特、丰田都非常看重中国市场，高管经常来中国，和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交流。而当时戴克的高管和中国政府沟通较少，施仑普也难得来一次中国，不利于合作的开展。加上当时戴克的管理方式比较“国企化”，下面各大巨头各行其是，不太研究竞争对手，仍保持传统经营方式，所以发展受阻。必须承认，施仑普很有战略思想和领导能力，并且力主和中国合作，力主发展在华业务，北京奔驰项目能搞起来，施仑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施仑普辞职的当天，他还以戴克董事会主席的名义致函北京市长，表示将把戴克的领导权交给蔡澈。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虽然非常辛苦，但很有收获。在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个杰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集团正处于发展和振奋人心的时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领导层的指挥棒传递下去。”
也是从这起，北汽合作伙伴的领导人不再是施仑普，变成了蔡澈。蔡澈对中国、对北汽有更多了解，更有利于推动北京吉普的重组。北汽与戴克开始奔驰轿车项目谈判以后，虽然我们主要与斯图加特方面谈判，但那些年蔡澈以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几次访问中国，他一直是北京吉普的董事，对北京吉普很关心也很了解，并且很支持北京吉普的重组。在董事会层面，蔡澈已代表戴克集团介入北京吉普工作，介入在北京吉普生产奔驰轿车方案的实施，这对我们后来做成奔驰轿车项目发挥了很大作用。
蔡澈代表戴克集团介入北京吉普工作
从蔡澈正式拿起奔驰集团的指挥棒起，北京奔驰项目得到了奔驰方面更多、更实际的支持。他亲自拍板解决了双方合作中的许多难题，支持北京奔驰完成了建设，并实现了快速发展。
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已经换成更年轻的康林松了。这些年我没能再见到施仑普，不知道他各方面情况如何，希望施仑普先生生活幸福！
文：安庆衡 编辑：李卿 版式：刘晓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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